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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办公厅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履行企业内部承包责任合同的争议是否受理的复函
劳动部办公厅


复函
宁波市劳动局：
你局《关于履行企业内部承包责任合同的争议是否受理的请示》（甬劳仲函字〔1993〕第011号）收悉。经研究，函复如下：
企业实行内部责任制后与职工签订的承包合同与劳动合同有很大差别，一般不属于劳动合同，因此在工作中应防止用承包合同代替劳动合同的倾向。但是，如果承包合同中包含有工资福利等应在劳动合同中规定的劳动权利义务方面的内容，则该合同带有劳动合同的某些属性。职工与企
业因执行承包合同中有关劳动权利义务方面的规定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当地仲裁委员会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的受案范围予以受理。



1993年1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等侵害名誉权案件的函

1989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9）沪高民他字第7号《关于处理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侵害名誉权案件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被告赵伟昌根据传闻，撰写严重失实的文章“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和被告《上海文化艺术报》社未经核实而刊登该文，造成了不良后果，两被告的行为均已构成侵害徐良的名誉权。
二、陈保平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原告徐良亦表示不告，法院可不追加陈保平为被告。
三、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两被告对原告徐良因进行诉讼而支付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应酌予赔偿。

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等侵害名誉权案的请示 （89）沪高民他字第7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侵害名誉权两被告上诉案就赔偿范围向我院示。我院经审委会讨论，对是否构成侵权、侵权主体及赔偿范围等存在不同意见。现将案情和意见报告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地址：本市常熟路100弄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伟昌，男，28岁，汉族，江苏省江阴县人，上海《团的生活》记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良，男，28岁，满族，北京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干部。
一、案情概要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文化透视”栏刊登了赵伟昌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以下简称“索价”）一文，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演唱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他始终没有改口。《北京晚报》、《报刊文搞》作了转载，《淄博日报》、《安徽大学报》、《文汇报》、《新观察》杂志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有的认为，这英雄用他的行为否定了他那英雄的形象，指责徐良“
将战士们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向人民索价”；有的认为，搞现代化需要大力倡导商品经济观念，英雄付出了一定劳动，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
《索价》一文发表后，徐良受到亲属、朋友、邻居的指责，妻子曾要离婚，部队成立两个调查小组，专程到北京、上海调查，并将正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的徐良调回兰州部队，下连队反省。
1988年1月中旬，徐良委托律师来沪调查，并与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进行磋商未成，于同年1月26日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停止侵害、公开登报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要求赔偿损失。
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辩称：报社对社会文化现象作透视分析发表了赵伟昌的《索价》一文，文章的事实应由作者负责，即使该文有失实之处，也属工作失误，“失实”与“侵权”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赵伟昌辩称：《索价》一文中的内容系在研讨会上听陈保平所讲，系“新闻中的新闻”，作者对该“新闻”的事实不需要调查核实。因主观上没有过错，故不构成对徐良名誉权的侵害。
二、一审审理情况
法院查明：1987年9月上海《青年报》社筹办“上海青年金秋文艺晚会”，派该社读者服务部副主任周世明赴北京邀请徐良参加演出。同月中旬周世明在北京日坛宾馆找到徐良，说明来意，徐良表示：工作太忙，爱人临产，不愿来沪演出。两天后，周世明再三恳请徐良，徐良答应如无特殊情况，到时来沪演出。9月20日，周回沪前向徐良告辞时，提到金秋文艺晚会属营利性质，报社有经济收入，可给演员一定报酬。徐良表示：你们看着办吧，给多少都可以，我无所谓。周世明回沪后向部门领导陆其祥汇报，并告诉《青年报》社总编辑丁法章，称已请到徐良，估计徐良这档节目每演出一场需500元，包括伴舞在内约需七百元。
上海青年金秋文艺晚会于1987年10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体育馆举行，徐良与两位伴舞演出四场，整台共盈利20000元左右，徐良领得四场演出费21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903元，实得1197元。《青年报》社考虑徐良的身体本应请人护理，在沪演出期间生活由伴舞者照料，徐良经常自费请她们吃饭，故又以徐良的妻子陈燕的名义给徐良领取护理费400元，徐良合计得1597元。
1987年10月26日至28日，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等单位，举行市第四届青少年研究会，研讨“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问题”。会前几天，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干部陈小亚吃饭时听《青年报》社特稿部主任陈保平说：听报社里人讲，请徐良唱歌也是要钱的，而且价格不低。研讨会上陈小亚讲：据说徐良唱歌开价3000元，一分钱也不能少；并请陈保平到小组会上介绍徐良来沪演出拿报酬的情况。陈保平否认会上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经向十四个与会者调查，有三人说陈保平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有六人回忆陈保平讲报社同志去请徐良演出，谈到报酬问题，开始讲给徐良的价不到三千元，未成功，最后还是付了三千元。有五人说由于迟到或未参加小组会而不知情。但有七人证明：陈保平当时申明这事只是内部讨论，不宜外传和登报。
会后，赵伟昌未作调查核实，写了题为《徐良索取三千元带来的震荡》一文，向《上海文化艺术报》投稿。《上海文化艺术报》社总编辑朱士信在审稿时仅与作者赵伟昌联系，便隐去徐良姓名，将“索取”改为“索价”后予以发表。
审理中，徐良要求《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和赵伟昌赔偿经济损失3700元；对名誉受损造成的精神损失不要赔偿；也不要求追加陈保平为被告。静安区法院根据最高法院民复（88）11号批复精神，报社对发表的稿件应负审查核实之责，发表后侵害了公民的名誉权，作者和报社都有责任，认为赵伟昌对无事实依据的传闻，不作调查核实，而撰文投稿发表，已构成对徐良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对该文事实未予核实予以发表，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应负主要责任。静安区法院对徐良的实际经济损失计算为：一、徐良、护理人员和律师的飞机及火车票费用共1839．60元，其中徐良和护理人员林衣钢来沪出庭的来去飞机、火车票468元。北京律师沈志耕和孙海四次来沪起诉，参加调解及出庭为十一次飞机票和一次火车票计1371．60元，包括律师三人次从外地飞沪机票高出北京飞沪的费用165元在内。此外，沈志耕三次来沪或回京和孙海一次回京的路费未计算。二、徐良护理人员林依钢及律师在沪住部队招待所即延安饭店，住宿费1370．50元。其中最高的40元，仅一天，最低的5元，平均每人每天18．03元。三、车、杂费499．42元（飞机票代购费、复印诉讼材料费、委托律师代理费、汽车费、伙食补贴费等，其中徐良来沪坐出租汽车费用159元）。伙食费用，律师在沪诉讼按国家标准每人每天2．5元，计算49人次，护理人员的伙食费补贴未予计算。据此判决：一、《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和赵伟昌应停止侵害徐良名誉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上海市级日报上登报为徐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登报内容须经法院审核，费用由《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负担百分之七十，赵伟昌负担百分之三十。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赔偿徐良经济损失人民币2590元，赵伟昌赔偿徐良经济损失人民币1110元。三、诉讼费50元，由《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负担35元，赵伟昌承担15元。
三、二审意见
两被告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称：已向作者作了调查核实，不存在“不尽核实之责”，且无侵害徐良名誉的过错，是鉴于对当今改革开放新观念的思考；要论责任也应追究消息之源《青年报》社。赵伟昌称，《索价》一文源于《青年报》社的陈保平，对“索价”消息是间接引述，而非直接表述，并是对“青少年问题研讨会”上透露的一条消息以及不同的讨论意见的如实记叙，意在探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观念，不存在对徐良名誉的侵害。
中院审委会讨论，对《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构成侵害徐良名誉权无疑义。但对赔偿范围和数额有三种意见：一、徐良因名誉受到侵害，为进行诉讼的实际支出（包括个人、护理人员和律师），只要没有故意扩大损失，应全部由侵害人承担；二、徐良及护理人员来沪诉讼的费用应予赔偿，律师来沪费用非必需支出不予赔偿；三、除徐良及护理人员来沪诉讼的费用应予赔偿外，律师前来交诉状及法院通知律师来沪出庭的费用也应予以赔偿。审委会倾向第三种意见。
四、我院意见
根据案件事实和原审判决，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一种意见：有四人证明陈保平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作者没有捏造事实，不能攻文章之一点，应当通观全文，文章不是以侮辱徐良为目的，而是对争议的讨论，是对研讨会进行纪实性的报导，意在改革开放时期对新观念的探讨，并没有掺进作者的个人意见，并且从文章发表后的结果看，社会上的反响也有两重性；即使“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与事实不符，也只是数量上的出入，不应对作者求全责备。因此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另一种意见：《索价》一文作者把“徐良开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作为“一条爆炸性新闻”，而事实并非“开价三千元”，更不是“少一分也不行”，文章严重失实，作者主观上为了新闻“爆炸”，客观上致徐良受到多方指责，已使徐良的名誉受到损害，造成了后果，符合构成侵权的法律特征，应确认侵害了徐良的名誉权。多数委员认为构成侵害名誉权。
（二）谁是侵害名誉权的主体。一种意见：侵权主体应是陈保平、赵伟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因为“索价”的不实消息源于陈保平，这已由与会者九人证明（五人不知情除外），陈保平不能以申明不宜外传和登报免除责任；而赵伟昌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进行了传播扩散，三者都有过错，造成徐良名誉受到损害；因此应追加陈保平为被告，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种意见：陈保平虽否认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但与会者证词可以证明他讲过，鉴于他在会上申明不要外传和登报，且原审法院征询原告徐良是否追加陈保平为被告，而徐良明确表示不要追加，据此，可以不追加陈保平为被告。
三、赔偿范围。如果构成侵害名誉权，徐良依法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包括由于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徐良不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对由于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范围意见不一。一种意见：对名誉权受到侵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同处理其他侵权赔偿案件一样，不应将当事人为诉讼所支出的费用包括律师的车旅费、住宿费和伙食补贴计算在内，因此，徐良的经济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另一种意见：鉴于侵害名誉权案件的特殊性，被侵害人及请律师进行诉讼所支出必要的费用应酌情赔偿，即按国家规定出差的的车旅、住宿标准计算，乘飞机、住超标准宾馆、坐出租小轿车以及律师的伙食补贴一般不应列入赔偿范围，对原审判决赔偿金额须重新核定。多数委员倾向后一种意见。
由于此案影响较大，在适用法律上有不同意见，特此请示。
1989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