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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管委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历史遗留问题企业上市托管确认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管委



为了进一步规范历史遗留问题股票上市托管确认问题，做好最后一批历史遗留问题企业股票上市工作，经研究决定，交易所对历史遗留问题企业上市托管确认工作应采取统一的操作程序，具体要求如下：
一、历史遗留问题企业的上报材料经证监会审核，在证监会发行部出具反馈意见时，企业即可以做股票托管确认工作。
二、历史遗留问题企业需在证监会指定的至少一种全国性报刊上发布至少三次公告，通知持有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到上市公司所在地证券登记机构办理股份托管确认手续。公司的非流通股份也应同时办理托管确认手续。
三、公告中需明确规定办理股份托管确认的期限不得少于7个工作日，以便投资者有足够时间办理有关手续。
四、托管确认工作结束后，交易所的登记结算公司应向证监会发行部出具公司流通股份的托管确认率达到95％以上，非流通股份的托管确认率达到100％的证明文件，证监会发行部收到此文后，方安排企业上发审会。
五、对于未托管确认的社会公众股，交易所必须按下列方式处理：
（1）沪、深登记结算公司和当地登记结算公司同时对未托管确认的股份设立总帐和股东的明细帐，开专户统一管理，该帐户的股份暂不流通；
（2）投资者前来办理股票托管确认手续时，到上交所上市的企业，当地登记机构需验证投资者的身份证、股权证和股东帐户卡，验收合格后，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将该股份从专户划出，转入流通。到深交所上市的企业，当地登记机构需为未托管确认的股东进行电脑配号，产生
对应的证券帐户卡号码，投资者前来办理股票托管确认手续时，当地登记机构需验证投资者的身份证、股权证原件并收回股权证，为投资者补办开户手续并引导投资者到指定的证券商处办理手续，使该部分股份进入流通。
六、当地登记机构在办理历史遗留问题企业股票的全部集中托管和托管确认手续时，应只收一次费用，不得进行重复收费。



1997年7月28日
审判权是属于人民的权力 而非专属于国家的权力

龙城飞将


　　司法权，不是本源性权力，是派生性权力。属于人民主权的具体化，人民主权的委托性权力。人民把权力委托给国家，国家把审判权委托给法院和法官，同时是把权利与义务委托给了法院和法官。
　　司法，首先是民主的产物，是在人们的监督下进行公平裁决的机构或者人物。可以说，专职司法人员的权威，以及包括在内的权利或权力，最初是来自人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力。专职的司法人员是人民权利的“代理人”，是受委托者。后来，随着阶级的产生与阶级斗争的出现，阶级矛盾的加剧，以及国家的产生，这种权利被异化了，人权被王权所“代表”，但王权已经是异化了的人权，是凌驾于人权之上的权力，王权把人权私有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殊性质的中间人被打上了王权私有的烙印，审判权被国家垄断了，并且写进了教科书，成为不可怀疑的观念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中。
　　国家产生的基础或者根源有两个，其一是社会分工，其二是暴力。相应地，审判权的基础或者说来源也有两个分工和暴力。
　　审判权属于人权，而不是国家的权力，是以分工理论为基础。根据这种理论，审判权由国家行使，是基于人们的委托。因此，人民有权对司法过程进行监督，同时，人民也对法官拥有莫大的生杀权力极不信任，对司法过程，必参与之，监督之。
　　以暴力论为基础，审判权由国家行使，是基于国家有权，即人权的国家所有制，换句话说，是人权被国家强行占有了，霸占了。现代国家的官僚们都想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他们行政国家的权力，行使政府的权力是基于人民的委托，决不承认自己将以暴力对人民进行镇压。因此，暴力论充斥了我们初级的大学法学教科书，但却是片面的，误人子弟的。
　　因此，如果要问为什么国家会拥有审判权，分工论从而人权论者回答是，人民把这部分权力暂时地让渡给国家和法官行使，国家不能独占审判权，人民应以其它方式与国家分享审判权。暴力论却回答说，因为国家有权力，国家有权力是因为国家有暴力，因此，国家要独占审判权，不许人们参与，不许人们监督。
　　柏拉图说过：“在审判危害国家的违法行为时，应当有人民参与；如果不准许人民参与判决，倘一人犯错误，就是整个国家的错误，人们就可以合情合理地抱怨……在私人诉讼中，也应尽可能‘让所有的人参与，因为没有参与司法的人易于想象他全然没有参与国家管理’”。 　在当代美国的情况则是，由于人们历来对法官不信任，所以才从英国移植了陪审制度来和法官抗衡。美国法学家H. W. 埃尔曼说，“美国的开拓性社会，通过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将陪审团转化为那些不受人信任的法官的抗衡力量，排除了对有效执行法律所持有的偏见。” 　
　　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的陪审制度后认为，它是一种司法制度，更是一种政治制度。 “所谓陪审制度，就是随时请来几位公民，组成一个陪审团，暂时给予他们以参加审判的权利。我认为，在惩治犯罪行为方面利用陪审制度，会使政府建立完美的共和制度。……强制向来只是转瞬即逝的成功因素，而被强制的人民将随时产生权利的观念。……主持刑事审判的人，才真正是社会的主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这一部分公民之手。” 　“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惟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当陪审团参加民事案件的审理时，它的作用便可经常被人看到。这时，它将涉及所有人的利益，每个人都来请它帮助。于是，它深入到生活的一切习惯，使人的头脑适应它的工作方法，甚至把它与公道等量齐观。……这种制度教导人们要做事公道，……教导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赋予每个公民以一种主政的地位，使人人感到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和参加了自己的政府，……对于判决的形成和人的知识的提高有重大贡献。” 在和英国的陪审制度作了比较之后，托克维尔指出，“事实上拯救了英国的自由的，正是民事陪审制度。” 托克维尔的上述论述中，充满了“分工论”，即“人权论”的思想。
　　对暴力论，托克维尔嗤之以鼻。他说，“凡是曾想以自己作为统治力量的源泉来领导社会，并以此取代社会对他的领导的统治者，都破坏过或削弱过陪审制度。比如，都铎王朝曾把不想作有罪判决的陪审员投入监狱，拿破仑曾令自己的亲信挑选陪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