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佳慧. 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大调解”/中立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 作为当代中国调解新模式的“大调解”，包括党政驱动、司法能动、多方联动、法院主导和关系协调五大要素，其功能既在于预防和解决纠纷，更在于促进社会和谐、保障社会稳定。然而，基于纠纷解决理论的内在逻辑，由政府主导的、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不了双方力量悬殊的官民纠纷。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缺失中立第三方的问题，并切断官民纠纷之源，“大调解”才能真正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达成制度倡导者所希望的“案结事了”、“三效合一”的实践效果。
一、引言
调解和判决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两种方式，其重点都是单一解纷主体在纠纷发生之后的协调、处理和判断。与这两种解纷方式相比，“大调解”却不同。“大调解”是指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的纠纷排查调处方式，目的在于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1]“大调解”的特点不仅表现为解纷主体的多元化和联动化，而且体现在纠纷的事前预防与事后解决并重上。
“大调解”何以产生？原因在于纠纷类型的变化。与以往相对单纯的、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相比，“新形势下的社会纠纷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滞后企业的整治、取缔等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带来的纠纷，其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加之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极易引发群众上访事件，甚至带来社会动荡”。[2]因此，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解纷创新模式，江苏省南通市首次尝试“大调解”。在得到各界肯定和宣传后，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4年6月转发《省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在全省建立“大调解机制”。江苏省的经验很快得到推广。随着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下发和推广，“大调解”作为一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展开。
作为当前“维稳”治理模式的一种司法呼应，“大调解”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不仅缘于中国司法的政治依附性，也缘于纠纷解决的现实必要性。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虽然有适用边界的限制和不足，“大调解”实践仍然是中国司法在新形势与新背景下探寻当代纠纷解决模式的一种努力，它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现实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3]在官方看来，这种“三位一体”的新调解机制不仅有助于减轻法院审判的压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4]
强世功教授曾经指出，不管是社会功能分析、文化解释，还是权力技术分析和关系/事件考察，中国的调解研究必须面对调解制度和实践在近代以来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展现的独特形态，进而理解现代性在中国展开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特殊问题。[5]如果说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展现了中国式调解的一种独特形态，那么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大调解”就是调解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出现的又一种让人无法回避和忽视的崭新模式。其真实功效究竟如何？该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的这种调解新模式？笔者将围绕此类问题作番探究。
当前，在“维稳”逻辑下进行的“大调解”在本质上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调解。我们通常所说的调解是指中立第三人以当事人的需求和利益为基础，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促进沟通交流以达成和解的过程。[6]调解的特点是事后性、当事人的自愿性、调解人的中立性以及程序的导向性，而“大调解”的特点是关系协调性、事前预防和事后解纷的双重性以及调解人的当事人化。在调解主体（如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又是被调解的一方主体时，“大调解”只是当地党政机关借用司法权威——或者只是希望在事前获得司法建议——力图单方面解决社会纠纷、实施社会控制的行政手段。因此，从根本上切断官民纠纷之源，“大调解”才能真正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达成制度倡导者所希望的“案结事了”、“三效合一”[7]的实践效果。
二、一次偶遇的“大调解”协调会
2007年11月，受B市D区人民法院的邀请，笔者曾经在位于该市北部深山区的T法庭参加过一次关于调解机制的研讨会。[8]2010年4月，为了深入了解新时期司法调解在农村地区的具体运作状态，笔者再次来到T法庭进行调研。很不巧，由于L乡司法助理员出差在外，[9]之前预定的下乡调解不能成行。幸运的是，在T法庭H庭长的安排下，笔者有幸在大山深处的L乡政府以旁听者的身份亲历了一次“大调解”过程。
这次“大调解”协调会的主角，包括L乡S村的村主任、村支书和村会计。参加者有T法庭的H庭长和该庭另外两位法官、乡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乡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以及S村聘请的律师。首先简单介绍引发此次“大调解”会议的缘由。根据“B市‘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市政府专项拨款建设村民住宅。在此背景下，2008年5月，建筑承包商Y（B市C县人，对一直生活在本乡本土的S村村民而言，他只是一个陌生的外乡人）与S村30户村民签订了建房协议，合同约定2008年9月底完工。但是，由于S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拒不给付前期的20万元基础处理工程款，Y和众村民在奥运期间频繁上访。为了“维稳”，在相关政府机构的协调下，S村村委会给付了20万元前期基础处理工程款。2009年4月，Y到D区人民法院起诉S村村委会拖欠工程款，诉称2008年5月，S村村委会与其口头达成协议，同意Y接手该村新农村建设项目中的村民住宅工程，让其与村民自行签订合同并由村民用国家补贴的建房款自行支付，但建房场地填方、平整工程和农户的基础处理费用由村委会承担，并承诺除村民自己负担的费用外，其余的工程款由村委会按照国家预算规定给付。但是，至起诉之日止，S村村委会除了给付20万元前期基础处理工程款之外，其余工程款均未结算，因此请求法院委托相关机构评估工程量并判S村村委会依评估量给付工程欠款。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了Y的诉讼请求。Y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同样以证据不足为由维持了原判，终审判决书已于2010年3月12日正式下达。
在理论上，既然已经二审结案，根据二审终审原则，建筑商Y就应该服判并继续履行建房合同。现实却没有这么简单。建筑商Y由于不服判决，正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拒不建设余下的收尾工程；村民则认为是村委会把Y撵走了，所以要村委会负责；而村委会认为自己是胜诉一方，一分钱也不想出。但是，“维稳”的政治要求却使L乡政府不得不出面组织各方力量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参加完这次“大调解”协调会，笔者发现其有如下4个特点：
1.村干部不仅是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又是一起合同纠纷的被告和被上诉人，同时还是此次会议的协调和说服对象。或者说，在因村委会拖欠工程款而引发的“大调解”案件中，村干部既是调解的主体，又是调解的对象。
2.在理论上，调解一起纠纷需要纠纷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共同出席。但是，此次会议只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村委会干部出席，既缺少表面上的对方当事人——承包商Y——的参与，也缺少潜藏的另一方当事人——27户S村村民——的参与，因此，这只是一次经由L乡政府召集的、单方的事后纠纷解决会和事前协调会。
3.在因建设S村村民住宅引发的纠纷及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此次会议既有事后解决纠纷又有事前预防纠纷的功能，或者说它既承前又启后。在前者，虽然历经了奥运会期间的第一次“大调解”、[10]诉前调解、一审和二审，S村村民住宅建设纠纷仍然没有完结，因此，此次协调会希望能够通过法庭和乡政府施加的压力迫使S村村委会让步，从而彻底解决纠纷。在后者，由于雨季到来可能导致村民居住的老屋大量坍塌，不仅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村民还可能因此起诉村委会甚至集体上访，因此，此轮协调会的目的也在于群策群力解决村民入住新居的问题，从而预防可能的诉讼和上访。
4.虽然参加协调会的主体相对多元，但核心主体只有三方：村委会、乡政府和法院。其中，S村村委会以村主任为代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代表乡政府，而法庭庭长代表法院。各方在此次协调会上的表现和态度如下：
首先看村主任。虽然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源自S村村委会不能及时、全额给付建筑商工程款，但在这场协调会上，村主任的态度一如既往地非常强硬。他不仅不承认这场纠纷和村委会有关系，也不愿为此拿出一分钱（不管是承担评估和公证的费用，还是为剩余工程买单）。从头到尾，村主任一直在强调“这是村民和Y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村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要让村委会出钱，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甚至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指出村民目前居住的老屋很可能因为雨季到来而倒塌时，村主任也表示：“要是不想到乡长和书记，砸死就砸死呗，和我有什么关系”。尽管如此，村主任基于“维稳”考虑还是愿意参加这场协调会，因为“稳定”直接影响着乡镇领导的政绩，而乡镇领导是村干部的权力及附着其上的利益的来源。村主任说：“其实没有我们的事情，就是怕村民集体上访，心里想着乡领导，有点‘投鼠忌器’”。
其次看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11]作为召集人和主持人，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考虑的重心是S村村民的居住安全以及防范可能的集体上访。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说：“现在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雨季就要来了，很多村民还住在拆了一半的老屋里，这样下去怕会引发很多问题。”“要不是看着房子要倒，随它怎样也就不管它的了。”另外，在这场协调会上，村主任和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之间的关系和话语互动值得进一步研究。村主任的话语颇有些“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但在面对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及其代表的乡政府时，他又有点像平时受宠又不太听话的小儿子，撒娇耍泼成了他的话语策略。而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那边，似乎很理解这个不听话的小儿子，在村主任激动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责任，村民爱干嘛干嘛”时，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很像耐心的家长，告诉他“出了问题还得你们承担责任。气话可以这么说，但也不能这么做”。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角度，看似是两个主体，但在涉及基层政府的法律事件中，乡政府和村委会其实是利益共同体。
最后看法庭庭长。作为被邀参与这场“大调解”协调会的法院代表，H庭长是一位以其丰富的调解经验和法律知识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称赞的法律权威。整场协调会下来，H庭长的作用体现为，在法律的框架内为S村村委会提供权威的法律咨询和引导，甚至以威胁的方式劝说村委会接受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在村主任要法官去村里引导村民起诉Y时，H庭长说：“人家不起诉，你不能强迫人家起诉……另外，村民不起诉Y肯定都提前咨询过，你找评估公司来评估肯定需要花钱，而且这一年多建材价格涨的很厉害，房子评估下来价格说不定会上涨，这样村民肯定不会接受”。他还警告村主任和村支书：“现实考虑是评估费很高，这笔钱谁出？你们俩要想好村里要承担什么责任？”最后，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诉讼和上访提供了两个法律框架内的建议：一是先挨户了解村民情况，做到知己知彼；二是先找评估公司固定证据，然后再找人完成剩余工程，尽量让村民入住新居。可以看出，在这场只有一方主体的协调会上，法庭的作用就是在利用法律知识制约村委会的前提下，提供一套既不违背法律又能力保社会稳定的综合性方案。
三、“大调解”的运作模式与社会功能
虽然这次偶遇的“大调解”协调会只是当下中国“大调解”运动中一个并不完整的微小切面，但“见微知著”，“观一叶而知秋”。通过这一微小切面，笔者尝试着提炼和总结“大调解”机制的运作模式，进而考察其当代功能。
先回到T法庭独创的“五元一点”调解模式。由于其辖区地处大山深处，地广人稀，为了方便村民诉讼，在H庭长的带领下，该法庭逐渐形成了“以法庭为主导，以司法所、村级人民调解组织为主体，以派出所和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为两翼，以诉前调解、庭前调解为重心，以巡回调解和巡回审判为主要方式的纠纷化解长效机制，即为‘五元一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然有山区司法特有的创新之处，但用H庭长的话来说，“五元一点”调解模式的本质还是一种“大调解”联动工作机制，除了方便群众打官司，还在于整合既有调解资源，防止矛盾激化，以便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12]
酒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酒泉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的通知
甘肃省酒泉市人民政府
酒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酒泉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的通知
酒政发〔2006〕19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酒泉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酒泉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市级储备粮的管理，保证市级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维护粮食市场稳定，有效发挥市级储备粮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根据国务院《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及省政府《甘肃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结合酒泉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级储备粮，是指市政府储备的用于调节全市粮食供求总量，稳定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的粮食。
第三条 从事和参与市级储备粮经营管理、监督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级储备粮的管理应当严格制度、严格责任，确保市级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确保市级储备粮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用得上，并节约成本、费用。
未经市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市级储备粮。
第五条 市粮食局负责市级储备粮的行政管理，对市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实施监督检查；依照国家和省上有关储备粮管理的法规、规章及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健全市级储备粮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并报市政府备案。
第六条 市粮食局会同市发改委、财政局负责拟订市级储备粮规模总量、总体布局和动用的宏观调控意见，经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市财政局根据本市实际情况，负责安排市级储备粮的贷款利息、管理费用和轮换补贴，并对市级储备粮财务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酒泉市分行（以下简称市农发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安排市级储备粮所需贷款，并对发放的市级储备粮贷款实施信贷监管。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骗取、挤占、截留、挪用市级储备粮贷款或者贷款利息、管理费用和轮换补贴。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市级储备粮的仓储设施，不得偷盗、哄抢或者损毁市级储备粮。
市级储备粮储存地政府对破坏市级储备粮仓储设施，偷盗、哄抢或者损毁市级储备粮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组织有关部门予以制止、查处。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市级储备粮经营管理中的违法行为，均有权向市粮食局等有关部门举报。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查处；举报事项的处理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移送其他部门处理。
第二章 市级储备粮的计划
第十条 市级储备粮的储存规模、品种和总体布局方案，由市粮食局会同市发改委、财政局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财政承受能力提出，报市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市级储备粮的收购、销售计划，由市粮食局根据市政府批准的市级储备粮储存规模、品种和总体布局方案提出建议，经市发改委、财政局审核同意后，由市粮食局会同市发改委、财政局和市农发行共同下达承担储存市级储备粮任务的企业（以下简称承储企业）。
第十二条 市级储备粮实行均衡轮换制度，每年轮换的数量一般为市级储备粮储存总量的20％至30％。
第十三条 县（市、区）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市级储备粮收购、销售、年度轮换计划的具体执行情况，及时报市粮食局、财政局备案，并抄送市农发行。
第三章 市级储备粮的储存
第十四条 经市粮食局审核，并征求市农发行同意后，具备国家规定条件的企业，可以承担储存市级储备粮的任务。
市粮食局应当与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事项。
承储企业依法被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其储存的市级储备粮由市粮食局负责调出另储。
第十五条 承储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市级储备粮管理的法规、规章、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及各项业务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 承储企业必须保证入库的市级储备粮达到收购、轮换计划规定的质量等级，并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承储企业应当对市级储备粮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保证市级储备粮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第十七条 承储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动用市级储备粮；
（二）虚报、瞒报市级储备粮的数量；
（三）在市级储备粮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
（四）擅自串换市级储备粮的品种、变更市级储备粮的储存地点；
（五）因延误轮换或者管理不善造成市级储备粮陈化、霉变；
（六）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市级储备粮收购、销售、轮换计划和动用命令；
（七）将市级储备粮轮换业务与其他业务混合经营；
（八）以市级储备粮对外进行担保或者清偿债务；
（九）以低价购进高价入账、高价售出低价入账、旧粮顶替新粮、虚增入库成本等手段套取差价，骗取市级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费用和轮换补贴。
第十八条 承储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市级储备粮的防火、防盗、防洪等安全管理制度，并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各级政府应当支持本行政区域内的承储企业做好市级储备粮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 承储企业应当对市级储备粮的储存管理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发现市级储备粮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应当及时处理；不能处理的，承储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及时报告市粮食局。
第二十条 承储企业应当在轮换计划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市级储备粮的轮换。
市级储备粮的轮换应当遵循有利于保证市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保持粮食市场稳定，防止造成市场粮价剧烈波动，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则。
市级储备粮轮换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粮食局会同市发改委、财政局，并征求市农发行的意见制定。
第二十一条 市级储备粮的收购、销售、轮换原则上应当通过规范的粮食批发市场公开进行，也可以通过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第二十二条 市级储备粮的管理费用和轮换补贴实行定额包干、贷款利息实行据实补贴，由市财政局核定后拨付给市粮食局；市粮食局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市农发行补贴专户，及时、足额拨付到承储企业。
第二十三条 市级储备粮贷款实行贷款与粮食库存值增减挂钩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承储企业应当在农业发展银行开立基本账户，并接受农业发展银行的信贷监管。
第二十四条 市级储备粮的入库成本由市财政局会同市粮食局、市农发行核定。市级储备粮的入库成本一经核定，承储企业必须遵照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市级储备粮入库成本。
第二十五条 建立市级储备粮损失、损耗处理制度，及时处理所发生的损失、损耗。具体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粮食局，并征求市农发行的意见制定。
第二十六条 县（市、区）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统计、分析市级储备粮的储存管理情况，并将统计、分析情况报送市粮食局、财政局及市农发行。
第四章 市级储备粮的动用
第二十七条 市粮食局应当完善市级储备粮的动用预警机制，加强对需要动用市级储备粮情况的监测，适时提出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建议。
第二十八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动用市级储备粮：
（一）全市或者部分地区粮食明显供不应求或者市场价格异常波动；
（二）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动用市级储备粮；
（三）市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九条 动用市级储备粮，由市粮食局会同市发改委、财政局提出动用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动用方案应当包括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使用安排、运输保障等内容。
第三十条 市粮食局根据市政府批准的市级储备粮动用方案下达动用命令，由县（市、区）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紧急情况下，市政府直接决定动用市级储备粮并下达动用命令。
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县(市、区)政府对市级储备粮动用命令的实施，应当给予支持、配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市级储备粮动用命令。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市粮食局、财政局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承储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承储企业检查市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
（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市级储备粮收购、销售、轮换计划及动用命令的执行情况；
（三）调阅市级储备粮经营管理的有关资料、凭证；
（四）依法处理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 市粮食局、财政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市级储备粮数量、质量、储存安全等方面存在问题，应当责成县（市、区）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和承储企业立即纠正或者处理；发现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不再具备承储条件，市粮食局应当取消其承储资格。
第三十三条 市粮食局、财政局的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做出书面记录，并由监督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签字。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拒绝签字的，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有关情况做出书面记录。
第三十四条 审计机关依照《审计法》规定的职权和程序，对有关市级储备粮的财务收支情况实施审计监督；发现问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第三十五条 承储企业对市粮食局、财政局和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应当予以配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干涉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第三十六条 县（市、区）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级储备粮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对市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存在的问题，应当及时纠正；对危及市级储备粮储存安全的重大问题，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理，并报告市粮食局、市财政局及市农发行。
第三十七条 市农发行应当按照资金封闭管理的规定，加强对市级储备粮贷款的信贷监管。承储企业对市农发行依法进行的信贷监管，应当予以配合，并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法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及时下达市级储备粮收购、销售及年度轮换计划的；
（二）发现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不再具备承储条件不及时取消其承储资格或责令限期整改的；
（三）接到举报、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第三十九条 县(市、区)粮食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粮食局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法给予警告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不组织实施或者擅自改变市级储备粮收购、销售、年度轮换计划及动用命令的；
（二）选择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存储市级储备粮的；
（三）发现市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存在问题不及时纠正，或者发现危及市级储备粮储存安全的重大问题，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并按照规定报告的；
（四）拒绝、阻挠、干涉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第四十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入库的市级储备粮不符合质量等级和国家标准以及对市级储备粮未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市级储备粮账账不符、账实不符的，由市粮食局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承储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至（七）项规定的，由市粮食局责令限期改正；对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造成市级储备粮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承储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八）项规定的，由市粮食局、财政局按照各自职责责成承储企业限期改正，并责令退回骗取的市级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造成市级储备粮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承储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挤占、截留、挪用市级储备粮贷款或者贷款利息、管理费用和轮换补贴，或者擅自更改市级储备粮入库成本的，由市财政局、市农发行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或者给予信贷制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国家机关和农业发展银行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破坏市级储备粮仓储设施，偷盗、哄抢、损毁市级储备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造成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县级储备粮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