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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2年5月27日，陈某驾驶无牌摩托车将原告王某撞伤。王某受伤后入医院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5万余元。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陈某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不负本起事故的责任。2012年7月24日，经交警部门调解，陈某一次性赔偿王某因本次事故的损失共计人民币7万元。同日，陈某付给王某2万元赔偿款后，向王某出具了金额为5万元的欠条，并在欠条中约定该赔偿款于2012年10月30日前付清，逾期未付，则承担因此所生成的诉讼费及按月利率1%计算逾期利息。约定付款期限到达后，陈某未付该赔偿款。王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陈某依协议支付其赔款及其逾期利息。


[分歧]

案件审理中，对于本案的案由及法律适用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案由应当确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但对调解协议予以认可。法律应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第二种意见认为，案由应当确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对协议不予认可，依法对起诉的所有诉求进行审理，按当事人实际损失判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调解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调解书亦没有法定的执行力。

第三种意见认为，案由应当确定为合同纠纷。法律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是基于被告不履行交通事故后双方自行达成的赔偿协议，而提起的诉讼，已将侵权之债转化为合同之债。故只要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可变更、可撤销等情形，且没有任何一方行使撤销请求权的，应认定该调解协议有效，以合同类纠纷审理、裁判。


[评析]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三种不同观点，核心在于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的性质认识不同，那么应如何认识呢？

我国当前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虽然对于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及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但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和合同法第四条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订立合同的权利，只要在订立合同时双方当事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自治，且订立的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即合法有效。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即产生一种侵权之债，就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被侵害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而侵害人则负有支付赔偿款的义务。但这种赔偿责任是不确定的，当事人往往在过错大小、责任归属和赔偿金额等方面存在争议。从法律性质上看，当事人形成的这种赔偿法律关系属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当事人可以平等、自愿协商，处置自己的权利义务，以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从此意义上讲，交通事故当事人在公安机关主持下或自行达成之协议，可视为双方处置自己权利义务，以解决赔偿争端的契约，一经签订即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因事故产生的侵权之债，即转化为合同之债。

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的性质有了综合性的认识后，在案由和法律适用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理由如下：

1.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胜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里赋予当事人的诉权并不是赋予一方当事人推翻所有调解内容的权利，而是赋予一方当事人为实现协议权利而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因此，对道路交通事故调解书不履行时，当事人起诉时选择的是侵权之诉，法院亦按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立案受理，并全面地按侵权法律计算受害人应得的赔偿；而当事人按合同之诉起诉时，法院也可按合同纠纷处理。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诉讼时效之规定，如果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不是定性为合同，那么当交通肇事者不依照调解书进行赔偿时，受害人向法院起诉只能是依据人身损害赔偿来要求赔偿，受害者的诉讼时效只有一年。假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约定肇事者赔偿的数额是分期付款，且付款期限超过一年，但肇事者并没有依照约定进行赔偿，若受害者依据人身损害赔偿来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的话，其将丧失胜诉权。所以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定性为合同的话，有利于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2.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只要当事人订立调解协议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人民法院均应确认其效力。同时，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规则，也是一种具有道德内涵的法律规范，纵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不利于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不仅严重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对我国固有的社会风尚、社会道德的挑战。如果允许当事人反悔，对协议效力不认定，则会形成发生纠纷后，双方当事人之间没必要协商，因为协商达成的协议对双方没有约束力，那么只有到法院起诉等待裁判。这样，就会使社会产生信用危机，引起纠纷双方的诉累，最终不利于受害人得到及时的治疗，也不利于对受害者权益的保护。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赔偿协议有无效情形，双方签订赔偿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者有欺诈、胁迫行为，协议受损害方可以要求宣告协议无效或者变更、撤销协议。协议被宣告无效、撤销或解除后，法律约束力消失，受害方可以提起侵权诉讼。另一种情形是，赔偿协议对侵权赔偿造成的损失约定不全，对没有约定的部分，受害方可以提起侵权诉讼。如后续治疗费在签订赔偿协议时没有产生，对后续治疗费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但是，这种情形下应当以双方签订赔偿协议时不知道将会产生后续治疗费为限。


（作者单位：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
检察官与律师：对手而非“冤家”

　　　　　　杨涛


《律师与法律》2004年第九期报道，安徽省淮北市一位当地有名的律师、某学院教授王宏柱，目前在为一起挪用公款案的辩护时因涉嫌伪证被淮北市检察院逮捕。而王宏柱一直是淮北市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据称，“王在检察院数次自侦案件的庭审中为被告人进行无罪辩护，令检察院个别人对其颇为恼火。”
检察官与律师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儿，在“纠问式”诉讼模式盛行的封建社会年代，，法官兼有审判和起诉的权力，也就没有检察官，而被告人是诉讼的客体和对象，毫无诉讼权利可言，也就不会存在为被告进行辩护的律师。封建社会的“讼师”还称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顶多在法庭外为原、被告出出主意罢了。
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诉讼制度的民主，起诉和审判的分离，当事人取得了诉讼权利以后，检察官和律师才可能出现。公元14世纪，法国最早出现了代表国家利益进行起诉的检察官，随后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相继建立了检察制度，前苏联还建立了具有特色的承担国家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制度，英国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才确立检察制度，但是在这以前，警察承担了起诉职能。当然，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也是大致从这一时代开始萌芽、逐渐发展，今天，律师已经成为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保护神”。
然而，这对孪生儿似乎天生就是对手。检察官代表国家利益，负有打击犯罪，控诉犯罪的职能，他们要把那些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送上法庭，要想方设法让被告人接受惩罚。在计划经济年代。律师曾经也是国家工作者，因而曾经出现过律师与检察官一起在法庭上谴责被告人的不合律师职业逻辑的现象。但现在我们都知道律师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力争不让每一个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受到国家公权的践踏，千方百计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人的处罚。于是，检察官与律师之间的对话与博弈就不可避免，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法庭外的暗中较劲绘制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在法庭上的较量，检察官和律师几个回合的你来我往，互有输赢。不过在法庭外，律师恐怕不是检察官的对手，“辩护人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罪”成了律师们的梦魇，一些律师戴着这顶帽子饱受牢狱之苦。检察官在这场对话中无疑是强者，因为他们掌有国家公权，而律师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也不过是一介公民而已。
围绕在法庭外检察官和律师的较量，我们看到的确是有些残酷，有时甚至成了“冤家对头”。一些律师刚刚从与检察官鏖战的法庭上出来，这边警察和检察官就将其送进了看守所。而据统计，大多数以涉嫌“辩护人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罪”拘留、逮捕的律师是无罪的，因而，许多律师感言：“刑事辩护风险太大”，公权力肆意扩张可见一斑。不过，在这场冲突中，把板子都打在检察官身上似乎也不妥，同样以涉嫌“辩护人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罪”拘留、逮捕的律师为例，尽管说大多数律师是无罪的，但这其中又有许多律师的确存在违规的行为。这与律师的市场性有关，律师要在市场中生存，而市场的竞争又是残酷的，有些律师便不惜违规违法来满足当事人，像曾经代表过成克杰案的鼎鼎有名的大律师张建中也会帮助当事人仿造证据，看来律师的自律和外部监督也必不可少。
检察官和律师并非没有关系密切的。一些情形发生在检察院主动请律师来为自己“挑错”帮助改善工作，诸如请律师进入“专家咨询委员会”等等；另一情形便是发生当检察机关握有诉讼程序处理权时，如不批准逮捕、不起诉，一些不法律师与检察官勾兑，利益共享。
有趣的是，由检察官启动的对律师进行刑事追诉情形居多，而同为打击犯罪的一方公安机关启动追诉却较少。这大概是一方面因为检察官和律师面对面直接发生的激烈的对抗，诉讼成败直接关系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另一方面，检察官直接侦查的贪污受贿案件对于被告人的口供信赖更强，一旦律师介入后被告人翻供，检察机关的证据系统就面临崩溃。
　　从理论上讲，尽管检察官和律师这对孪生儿似乎天生是对手，但并非不可调和的“冤家”。因为，检察官不简单等同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他不能仅仅以追求胜诉为目的，而是负有“客观性公正”的义务，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也要收集无罪证据，因而就不能视律师为“冤家对头”。而律师也不能为追求胜诉而不择手段，律师不仅要遵守法律的底线而且也要做社会良心的代言人，从追求正义的角度，其实检察官和律师是一家人。
在我看来，不让对手成为“冤家”，要开的第一个处方当是制约检察官的公权力，让检察官的公权与律师的权利达到平衡，让律师在法庭上检察官真正平等对抗，实现“控辩平衡”。前不久，检察机关出台了保障律师权利的一些规定，我不否定，这些规定有积极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律师的权利，但是单单指望这些规定来保障律师权利未免显得幼稚，因为这只是检察官的自上而下的监督而已，本质上也就是一种自律。由“对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我不知道是律师的福音还是悲哀。事实上，律师权利要由法律来保障，要中立者来保障，比如赋与律师的比较完整的调查权，一定意义上的豁免权，比如律师权利受到检察官不当限制时，请求法官裁决的权利等等。
第二个处方是要加强律师们的自律和对律师的外部监督。律师要把尊重客观事实，不毁灭、仿造证据当作自己的职业底线，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律师不能泄露，但没有的事情，律师万万不能编造，这才能改变一些律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唯利是图、蝇营苟且的形象，也不至于触动法律的“雷区”，遭受法律的制裁。
最后一个处方，在我看来，对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帮助毁灭、仿造证据”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妨设立一个中立的机构来进行调查、侦查。以往，对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这一类犯罪行为是由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由公安机关侦查，但是并没有强有力制约检察机关的一些滥用公权打击报复的行为。因为公安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属于“控方”的范畴，诉讼的成败与其也有密切关系，就是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因为检察机关有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职能，也能让较轻易地启动对律师的侦查程序。因而，在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引入另外一个机构对律师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调查、侦查，能更大程度上做到中立和公正。
在法庭上，如果一个如同巨人般的检察官与一个小孩般的律师在对抗，那就不是真正的诉讼，当然律师在用不正当手段帮被告开脱罪行，那也无法实现民众心中的正义。我们希望这两个对手以平等的姿态光明正大地在法庭上对抗，把正义送到千家万户。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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