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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

1982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近年来，海外各种录音录像制品（包括唱片、盒式有声录音带和录像带），通过多种渠道流入国内，其中有许多内容是黄色下流甚至反动的。这些录音录像制品的流传，严重地腐蚀着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对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十分有害。尤其严重的是，在这类录音录像制品中，除从海外流入的以外，还有国内一些单位和个人擅自复制、转录的，或一些单位同外商合作在内地复制生产和销售的。
为了坚决制止这种有害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流传，特作如下规定：
一、严格加强录音录像制品的进口管理。香港、澳门、台湾和外国的文艺唱片、盒式有声录音带和录像带，一律不得作为商品进口并在市场上出售。
科研、文教、军事等单位专业特殊需要的海外录音录像制品，分别由中央各主管部委进口或经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办理，内部订购。但必须严禁假借名义进口黄色下流制品，如有违反，必须由其主管部门承担政治、组织和法律责任，从严处罚。一般广播电视播出用的海外录音录像制品，一律由中央广播事业局进口，如进口把关不严，私自夹带黄色下流制品，同样从严处罚。
二、凡属内容反动和黄色下流的录音录像制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或私下出售、复制、出租、代客转录和播放，也不得从海外电视、广播中收录或转播这类节目，招揽观众。
三、各地海关切实加强检扣工作。凡私人携带入境和由其他途径输入的唱片、有声录音带、录像带，发现内容反动、黄色下流的，一律按海关规定没收，情节严重者应课以罚款，并通知进口此类制品单位的上级机关纪委和党委查处。
四、进口海外录音录像资料的单位，应指定专人对进口的录音录像制品进行审查。凡发现上述有害的录音录像制品，应一律封存或销毁。
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外国驻华使馆和其他驻华机构或人员借放内容反动、黄色下流的录音录像制品和影片。此事中央早经明令禁止，在出现这类情况时（包括过去出现过的情况），任何知情的党组织和党员都必须立即向上级党的纪委揭发，以便从严查处。
六、外国录音录像制品并非都是黄色下流的，其中健康的、正当的或虽只有娱乐性但尚非低级趣味的部分，必须区别对待，不能一律查禁。为满足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欣赏、借鉴外国文艺节目的需要，促进各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对海外文艺录音录像制品，由国家指定的音像出版单位有选择地出版，或有计划地选录某些唱片、有声录音带、录像带，作为参考资料，内部发行。非国家指定的音像出版单位，一律不得经营上述业务，现仍在经营的一律禁止继续经营，以便堵塞黄色下流制品继续流传的漏洞。
七、生产唱片、有声音带和录像带的工厂，利用剩余生产能力为外商进行唱片、有声录音带、录像带来料加工业务，须经省级以上主管部门严审查批准。凡内容反动、黄色下流或者没有版权证明的录音录像制品，一律不得加工。来加加工产品只许外销，一律不准在国内销售或作任何其他非法处理（包括放映、转录、赠送等），凡须留样存档者必须严封存并报告上级纪委和党委备案。
八、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版与发行工作，国家委托中央广播事业局归口管理，中央广播事业局有关人员如有违背本规定行为，加重处罚。
九、自本规定发布之日起，凡不符合本规定从事上述录音录像制品进口、复制生产、销售等业务者，应一律取缔，并应对过去错误逐一查明责任，报请上级纪委和党委分别情况论处，不得隐瞒放纵，以昭鉴戒。尚未售出的内容有害的录音录像制品，一律在上级监督下消磁、销毁或封存。流散在社会上的上述有害制品，应发动群众，通过教育，动员持有者自动交出或销毁。各地广播事业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文教部门和海关，应认真进行检查，凡违反本规定者，一律依法从严惩处。
十、本规定应在群众中宣布。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带头遵守并互相监督，并动员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来监督、检查本规定的执行。违反本规定的党员干部，除依法惩处外，并需按党纪政纪从严处分。知情不报的党员干部亦应受到纪律处分。
对本规定执行情况，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5月底以前报告中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批复

1988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8）京高法字第76号《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
经我们研究认为：该案双方争执之14间房产确系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之父孙兆骧1942年所购置。1951年重新登记房屋产权时，因孙兆骧表示过放弃产权，该房产权人改为孙兆麟、孙张氏，但不久，孙兆麟又将房产证及房屋归还孙兆骧，交其管理、使用。“文革”期间孙兆骧本人将该房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退给的房租结算款也交给了孙兆骧。孙兆骧长期对房屋行使所有权。孙兆麟、孙张氏生前从未提出异议。据此，我们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即以确认该房产权归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为宜。
此复

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的请示 （1988）京高法字第76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受理的孙大鲲等6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因案情疑难，认识不一致，特向你院请示。
一、案情
孙兆骧（1984年2月死亡）于1942年在河南开封充任伪河南省政府民政厅主任课员时，与人合资经营粮店，购置了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6号及后院（大石碑胡同31号）房屋共计14间，产权登记在已去世的父亲孙诒谋名下，房产由孙兆骧的胞弟孙兆麟及二嫂孙张氏共同管理。1951年产权重新登记时，孙兆骧仍在河南工作，他当时向北京地政部门提交弃权书，声明：上述房产“系家父孙诒谋及二家兄兆骐（孙张氏之夫）恤金，经我弟兆麟经营行商所得利润留置，此房与我并无干，自无享受之权”遂将产权人改为孙兆麟（1978年去世）和孙张氏（1978年去世）平均共有。1951年8月，孙兆骧因历史问题被单位开除，由河南遣返回京，孙兆麟即把房产证交给孙兆骧，由其居住、管理、维修、收租。孙家亲友及承租人均认为产权系孙兆骧所有，在孙兆骧、孙兆麟的人事档案中，孙兆骧称自有房产14间，收取房租，孙兆麟称孙兆骧1942年买了一处房产，自己于1952年以前挪用过房租。“文革”中，孙兆骧将房产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通知孙大鲲（孙兆骧亲生子，已过继给孙张氏夫妇为子）领取房租结算款八百余元，由孙大鲲交给了孙兆骧。因此，孙兆麟的子女孙大瑛、孙大萍、孙大成、孙大庄提出异议。孙兆骧遂于1983年11月诉至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产权为自己所有。一审诉讼中孙兆骧死亡，由其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承继诉讼，并追加孙大鲲为共同原告。
二、第一、二审及再审处理结果
第一审法院根据产权登记与契证手续及孙兆骧的弃权声明，确认产权人系孙兆麟、孙张氏。因孙兆麟夫妇、孙张氏夫妇已死亡，对上述讼争房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判决孙大鲲继承分得房产8间，孙兆麟及其妻阎淑琴（1953年去世）的子女即被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共同继承房产6间。租金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鲲所有（已领走），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逾期滞纳金由孙大鲲负担。
原告孙大鲲等六人对一审判决不服，以孙兆骧弃权书系孙兆麟伪造为由提起上诉。
第二审法院认为，双方争执的房产，虽原为孙兆骧所购置，但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字据属本人亲笔所写，并鉴定无误，嗣后并经人民政府确认产权转移为孙兆麟及孙张氏所共有，多年来，对上述产权转移的事实从未发生过争执，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大鲲、孙大鹏、孙大钧、孙大玲、孙大秀、孙大明6人对终审判决仍不服，以原理由提出申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
再审中曾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中级法院认为：“房屋14间的产权应确认为孙兆骧所有，1951年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声明内容含混不清，且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能采信。第一、第二审法院依此为据，将房屋确认孙兆麟和孙张氏所有，显属不当，应予纠正。鉴于孙兆骧现已死亡，其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但孙兆麟、孙张氏均对孙兆骧进行过较多的帮助，亦应分享孙兆骧的遗产。”据此，再审判决：撤销原第一、第二审判决；孙大鹏等5人分得房产6．5间，孙大鲲分得房产3间，孙大瑛等四人分得房产3间，另有门道1．5间归孙大鹏等五人与孙大鲲共同所有。房租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鹏等五人所有，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滞纳金由孙大鹏等五人补交。
再审判决后，孙大鲲、孙大鹏等6人仍不服，又以再审判决将房产3间判归孙大瑛等4人所有，与法不合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要求将房产全部确认为孙大鹏5人及孙大鲲所有。
三、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的两种意见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中，一致认为再审改判所依据的“代位分享”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为孙兆麟、孙张氏均先于孙兆骧死亡，主体早已不存在，不能再分享孙兆骧的遗产，其子女从法理上说，也不能“代位分享”，所以改判由孙大鲲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代位”分得孙兆骧的遗产是不妥的。对此，高、中两院已统一了认识，认为再审判决有误，应予纠正。但对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认定和处理意见有较大分歧。
（一）孙兆骧于1951年所写的上述房产弃权声明书是否有效。
第一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的内容是虚假的。孙兆骧是由于自身的历史问题，对国家政策产生误解，违心所写的，不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仍应确认其为上述房产的产权所有人，孙兆骧去世后，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
第二种意见认为：弃权书是孙兆骧个人所为的有效民事行为，但房产是孙兆骧与其妻孙吴氏的共同财产，孙兆骧无权全权处置，故弃权只能放弃属于孙兆骧自己的产权部分，而孙吴氏的产权应视为没有放弃。
第三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经鉴定确为孙兆骧本人亲笔所写，尽管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孙兆骧是因自己有伪身份，怕房产有被没收的可能，采取了规避的手段，但这种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已经过了30多年，他与他的妻子（1967年死亡）从未向有关部门提出更正，应视为孙兆骧妻子是默认的。因此，法律不能再予以保护，应当认为弃权书是有效的。
（二）产权证的效力。
第一种意见认为：解放后，产权登记时，孙兆骧弃权，而由孙兆麟、孙张氏登记产权，应视为孙兆骧的权宜之计，此后较长时间实际仍由孙兆骧行使管理权，故不应依房产证确定本案的产权的归属，而应从实际出发，认定为孙兆骧所有。
第二种意见认为：产权登记是国家对房产所有权的确认，经过三十多年孙兆骧夫妻从未提出异议，因此，应按契证确定产权人。
基于上述不同认识，审判委员会讨论中提出两种处理意见：
（一）确认产权属于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
（二）确认产权属孙兆麟、孙张氏共有，由他们的子女孙大鲲和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继承。
多数审判委员会委员同意第一种意见，当妥，请批示。
1988年4月11日